“监管层“捕鼠”的香港经验：自律与监管并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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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执法，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合规监测和风险管理，是近年来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两大重要任务，其执法铁腕风格得到广泛认可]

新闻发言人邓舸日前透露，此前上市的海富通基金前现任基金经理因涉嫌“老鼠仓”而被立案调查。 蒋征、陈绍胜、牟永宁、程峯、黄春雨等5人的相关行为涉嫌犯罪，被移送公安机关进一步侦查处理。 监管层的“灭鼠”行动再次进入高潮。

大资本管理行业的“鼠患”为何屡禁不止，内地市场的监管机制、理念与香港等成熟市场有何不同？ 将来，“沪港通”的实施，会不会成为内地市场的“鼠患”向香港市场转移的途径呢？ 为了解开投资者的这些疑惑，《第一财经日报》的记者正准备向香港市场的一线交易员和监管者靠拢。

机构的自律

作为这次“灭鼠”行动的一大利器，监管层的“大数据监控”被外界传得如神一般。 各大基金企业使用手机提交、摄像头安装等各种监控措施。

“你们的基金经理不需要交电话吗？ ”在回答本报记者提问时，富达亚洲投资总教练杨恩( catherine yeung )笑着说:“不。 因为我们有严格的内部合规性。 ”

一堵大玻璃墙把交易室和其他部门隔开了。 里面坐着20多名交易员，分别面对彭博终端和多台显示器。 显示器上插着交易国的国旗。 这里是Fidility投资机构投资管理510亿美元资金的亚太地区总部的“柜室”，基金经理们不到10平方米的玻璃柜办公室就在交易室旁边。

杨恩表示，基金经理作出投资决定后，通过内部即时通讯网络向交易员发布交易指令，交易时间测试和合规监控每天进行，投资组合情况实时监控。 每周投资合规部必须向基金经理提交定位证明，并向首席投资官提交注意名单。 投资风险管理委员会会议每月举行，每季度由首席投资官回顾投资情况和风险。

一位欧资基金经理在《第一财经日报》上明确表示，香港基金经理必须申报自己和家人的投资账户、账户持有情况。 进行交易时，大多要提前一个月向合规部门提出申请。 “得到批准的时候，‘寿司都凉了’。 因为有很多基金经理进行稳定的投资，如房地产和指数基金。 ”他说。

这些人还表示，通过他人账户进行“老鼠仓”交易的风险非常大。 首先交易不一定能赚钱，香港市场七成是机构投资者二是香港合规部门严格专业，一旦被合规发现，个人会名誉扫地。

这是以基金经理们有比较优厚的收入为前提的。 对信用投资基金经理来说，员工持股的股权激励模式将企业的快速发展与员工的前景和薪酬密切相关。 美联储投资基金亚太区首席投资官福特( john ford )告诉本报记者，全球最成功的理财企业由财富基金、美国先锋集团等民间持有。

另外，富裕基金有自己的培训基金经理以前就流传着，从拆迁师到基金经理，至少要经过6~8年的时间。 “由于有一个漫长的培训过程，企业非常了解各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可以为其基金经理提供相应的投资组合和管理资金。 这实际上是一个积极管理风险的过程。 ”福特说。

前端监视和事后监视

香港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下称“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监察市场交易活动侦查市场失当行为，加强执法，加强金融机构内部合规监测和风险管理，是近年来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两项重要任务。 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执法的铁腕风格得到广泛认可。

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年报显示，去年向中介机构提供了5711笔交易和账户记录查询，但由于提前进行了调查，一些看起来异常的交易活动无法继续。 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成功起诉了20人和7家企业，其中4人被判18项市场操作罪成立，1人被判2项内幕交易罪成立。 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还对26人和9家企业提出了226项刑事起诉，对69人或企业提出了民事诉讼。

香港市场与内地市场在监管方面有重要差异:香港等国外成熟市场主要通过股价交易等情况进行事后监管的内地监管者近年来在“大数据”的帮助下，希望能发挥更重要的一线监管者作用。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证券账户本身和识别技术。 内地通过交易所对交易进行前端监控。 由于a股实行实名制，且每个人只能开立一个账户，前端监控可以直接达到个人投资者水平； 香港等海外市场的前沿监控只能达到证券公司等中介水平，个人开设的证券账户数量没有限制，香港证券交易所通常看不到证券公司的真实客户和这些客户对它们的港股、数量、交易情况等。

这种监管差异，也有市场人士担心沪港通后内地“鼠患”和向香港市场转移。 香港中资证券业协会主席阎峰近日在第一财经“沪港通”趋势研讨会上表示了这样的担忧。

一位香港证券监管委员会人士告诉记者，除了通过股价交易进行事后监管外，香港证券监管委员会去年成立了新的部门，并通过前期上市公司的监管通知提前介入监管。 该部门约20人，调查人员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通过检查上市公司的告知披露前后是否一致和市场反应来进行前期监管。

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唐家成和行政总裁欧达礼在年报中指出，许多市场不当行为来源于过于注重单一化激励制度和业绩的偏狭文化，金融机构划分合规责任和主要业务的情况也导致一些金融机构缺乏解释责任性，以收益和销售额为首要鼓励动力的问题，从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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