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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去年下半年开始,城商行不断听到转战h股的呼声,但没有一家房子得到监管层的正式批准。 最近,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终于发声确认城商行正在准备发行h股。

“重庆银行首次公开境外上市外资股,向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提交境外上市的行政许可申请材料,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正在申请该企业。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言人最近在公开场合表示。

但是,目前只有重庆银行一家公司提交了申请。 对于传言惠普上市的徽商银行,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信息发言人只表示:“截至目前,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尚未收到徽商银行境外上市的申请材料。”

重庆银行香港上市业务进展如何? 《投资者报》记者致电该银行董秘办公室,称员工无法透露相关情况。

长年转战的h股

第一家城商行于2007年上市,当时北京银行、南京银行、宁波银行相继上市。 这三家城商行一上市,引起各界关注,不仅是因为最初上市的身份,也因为当时这三家城商行的猛烈股东进行了“致富运动”。

根据南京银行当时的招股证明书,原始股数量超过10万股的个人原始股东达到66人,根据限股解禁日股价的表现,这66人平均一晚上就可以拥有巨额财富。

与宁波银行相比,南京银行的“致富运动”只能说是“雾雨”。 据当时的媒体报道,随着宁波银行内部股票的上市流通,包括其董事长在内的领导人将跻身数千富豪之列,坐在该银行的普通员工也将获得200万元以上的财富。 这意味着该银行诞生了91位上千万富豪和896位亿万富翁,71%的员工将成为这个大富翁,成为所有人发财的典型例子。

“城商行转战H股 重庆银行欲夺首单”

北京银行更加卷舌了。 长达191页的股票募集意向书有821页的股东名单,其中法人机构721家,非员工自然人达19398人,员工自然人4219人。 在职工以外的持股人数中,持股最低的是103股职工持股中,持股最低的是500股。 据此,北京银行上市诞生的数千万富翁70多人,亿万富翁达到4147人。

“城商行转战H股 重庆银行欲夺首单”

商业部的多和杂也引起了监管层的担忧,由此暂时停止了城商行的上市。

这个停止时间是5年以上。

本报在去年发布的《城商行上市困难向证券监管委员会提出三大担忧》的报道中,解释说监管层不刹车的原因、市场疲软、城商行转制时间短、盈利模式不稳定等是监管层担忧的问题。

a股上市关口不开了,城商行的资金已经见底,有了逐渐转战h股的计划。

重庆银行是第一家正式确定h股上市的城商行。

人事上的快速调整

为了配合在香港的上市计划,重庆银行在人事方面也进行了迅速的调整。

该行在7月12日召开的股东大会上,通过了几项决议。 其中之一是关于人事的决议。

公告称,该决议是“选举杜冠文为重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的议案”,该议案全票通过。

杜冠文不仅有丰富的银行业务经验,也有丰富的推动股票h股上市的业务经验。

资料显示,杜冠文从1980年至1988年担任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香港高级经理,职务包括一些股票的首次上市、股票认购权发行的招股证书、参与香港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同经营领域的各类企业的审计工作。 1988年至1988年,在上海商业银行担任财务主管等职。

“城商行转战H股 重庆银行欲夺首单”

此时,重庆银行聘任杜冠文的意图不言自明。

重庆农商行样本效应

在众多城商行中,重庆银行能够领导并提交h股上市申请也不是偶然的,至少有两个决定因素。

首先,重庆有一家已经在香港上市成功的银行——重庆农村商业银行。 这是因为关于在香港上市,重庆市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的经验。

重庆农商行于年12月16日在香港交易所上市,成为全国第一家上市农商行、第一家海外上市地方银行。

上市前,重庆农商行总资产2616亿元,两年后,该银行资产规模已突破4300亿元,主要经营指标不仅居全国同类机构前列,而且在纳入城商行集团中也居领先地位。

重庆银行年末资产规模1561亿元,远远低于重庆农商行。

其次,重庆银行的第二大股东大新银行是香港银行,大新银行的控股企业是在香港上市的大新金融集团。 在重庆银行的高管团队中,大新银行占有一定的分量,重庆银行副董事长黄汉兴为大新银行董事会副主席。

对于重庆银行在香港上市,大新银行的助力也不容小觑。

(责任: df10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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