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者保护需香港那样死磕：格林柯尔案查7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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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上市公司，2000年在香港上市，2001年开始财务造假，2005年停业，2007年被除名。 经过7年多跨司法管辖区的调查，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日前正式起诉该公司前主席，要求法庭下达强制令，冻结实际拥有价值约达15.9亿元的香港资产，并向1300多名少数股东进行损害赔偿。 这家上市公司被称为绿色科尔，被起诉的是内地资本市场无人不知的库希科军队。

一家名叫绿色科尔的企业被除名已有7年，库希纳塔军队在大陆因非法披露、挪用资金等罪名被监禁。 库希纳塔军队出狱后试图亲自证明清白，成为敏感人物，但这些都不妨碍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中小投资者的权利。 7年后也要和库希纳塔军队“殊死搏斗”。

死磕是北京方言，是与某人或某事为敌到最后的意思，有发誓不达到目的不罢休的意思。 事实上，从电讯盈科私有化案的否决，到虚假上市的洪良国际退还全部集资，被砍巨额罚单，到长江实业酒店式公寓的分售计划的取消，对阿里巴巴的上市说不，以及这次起诉库希科军队1300多人 据悉，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不仅站在中小投资者一边，还不断进行各种危害投资者合法利益的行为、各类企业和个人的“死磕”

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所表达的逻辑非常清晰。 这个庞大的诈骗案是在区的指示下进行的。 因此，顾雏军必须向被欺骗的小股东进行赔偿。 为什么香港证券监管委员会能死？ 为什么香港证券监管委员会在保护投资者方面能得到市场的尊重？ 普遍观点认为，首要原因是港资市场有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和相关制度体系。 例如，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此次起诉库希纳塔军队，此前在解决虎亚事件和洪良国际事件时，著名的《证券及期货条例》第213条，即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有权要求一系列文案的广泛命令。 例如，宣布命令的阻止、命令恢复原状的命令、委托财产管理者的命令、合同的无效。 除了第213条下规定的具体类型的命令外，法庭还可以发出其认为必要的附带命令。

一位专家表示，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权力比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大得多。 例如，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向法院申请搜查令，搜查嫌疑人和非嫌疑人，向银行查询账户，但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目前在这方面的权力非常狭窄，监管力度打折扣。

但也有专家认为中国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其实权力更广。 例如，中国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拥有广泛的处罚权，而香港的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只有权发布一定的禁令、通知等。 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可以调查市场的不当行为，但如果发现市场的不当行为，必须将案件移送法院，无权就该案进行解决。 此外，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职责的第一项包括制定《证券市场监管规则》的立法权，但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没有这个职权。

光有监管权限是不够的，已经挂牌，和企业主体位于内地的企业相比，7年的调查，没有“死磕”精神是无法完成的。 根据香港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调查结果，由于银行存款被夸大，银行贷款未公开，绿色科尔2000-2004财政年度净资产额分别约为4.87亿元、人民币6.53亿元、人民币9.82亿元、人民币10.62亿元和人民币9.04亿元

反观国内，资本市场的监管执法仍面临挑战。 中国主席肖钢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去年表示，近年来，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每年立案110件左右的调查，最终能顺利进行行政处罚的平均不超过60件，据此，资本市场事件的调查率不到60%。 另外，每年平均移送30起以上的涉刑案件，最终不会达到一半以上。

近年来，我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在投资者保护方面也不遗余力，为保护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而勾结监管事业，对违反“三公”基本破坏市场秩序的行为，以“零容忍”的态度予以打击。 值得期待的是，资本市场的不法行为也会像香港一样被打倒到底。

(责任: df101 )